原本安徽的时局虽然不算太平,但毕竟也没什么大事,再加上有官府看着(到处都是革命,官府也怕闹出啥起义来),所以地主们在收租子的时候就像从前说的一样,一般都是五五开,也就是所谓的“岁取其半”,有的是“四六派分”,七八成的十分罕见,切多在偏远地区,官府控制力薄弱的地方…

    在历史上,等到了2、30年后,不要说‘岁取其半’,就连‘四六派分’都成了良心标准,几乎每地的租子都在七八成,极个别甚至达到过九成,基本上属于要人命的那一种。

    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时局混乱,到处都是军阀,政府根本管不了地方。另一方面大概就是因为地方上的县长等官员,许多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士绅,要么是干脆和政府派下来的官员合起伙来搜刮地方。

    原来是有人监督也就算了,毕竟事情闹大了他们也给小心一些上面追查,但现在是他们自己监督自己。上面只要他们把税交上去也不愿意深究,尝到了做土皇帝的甜头。他们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自己。

    现在安徽的地方就是如此,其实不只是安徽,南方已经光复的省份几乎都是如此。地方上的狠命搜刮,上面的只要属于自己的那份到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招兵买马,或者是维持军政府的统治,都需要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再者说就算你想计较,也给有这个实力…

    自然也不是每个士绅都是这样的。但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总是比坏人多,而那些好人也更喜欢明哲保身,而不是站出来替一些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出头。

    然而严绍现在的这个举动,显然表明了他并不打算让安徽也像其他省份一样,变得乌烟瘴气…

    认真的讲,其实李国筠也很赞同严绍的举动,毕竟他也不愿意让安徽变的和其他省份一样乌烟瘴气。可他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严重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那三十多个县镇里被抓起来的官员。至少有一多半都是过去立宪派的成员,作为立宪派的领袖,李国筠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应来,因为严绍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立宪派的利益…

    再加上先前的行动,他这个做副都督的居然都不知道,李国筠自然是很恼火。

    “或许。是要想个办法了,只是像后面那几个蠢货说的,调动议会势力弹劾他,这绝对是不可取的,暂且不提究竟有多少议员会赞同。那个姓严的手里可掌有三个师的兵力,就连这安庆城都有一个旅外加一个团的兵力在。单凭嘴皮子可拿他没什么办法…”

    自然,也不是没有靠嘴皮子成功的,比如说原来的贵州都督杨荩诚。

    1905年(光绪31年),杨荩诚以最优等第一成绩毕业,被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5年余,成绩皆优。归国后出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官和陆军小学学堂的总办。

    可别小看了这个第一标教练官的位置,贵州并不富裕,所以当时的贵州仅仅只成立了一个标的新军。而杨荩诚在这个标,就相当于副团长。

    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贵州光复后,杨荩诚就被推举为贵州都督。

    最初的时候自然是没什么,可是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国地方上的排外情绪很严重,能够以外省人身份坐稳位置的,历史上似乎也就只有蔡锷一个人而已,自然,现在又多了一个严绍。

    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初,是由都督、行政总理和枢密院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都督由摔黔军北伐的原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的杨荩诚担任,赵德全为副都督,自治学社的领导人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立宪派的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这其中作为立宪派首领的任可澄过去一直都和自治学社处于对立状态,在贵州光复以后任可澄等立宪派和旧的官僚甚至还以为大祸临头,因此四处寻找可以避祸的地方。

    按理说这个时候贵州已经算是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革命党人都有天真的毛病,张百麟等人在光复了贵州后,居然认为应该对任可澄等立宪派和旧官僚‘宽以容众’,‘不计前嫌’,任可澄的枢密院副院长就是这么得来的。

    当然,这些并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还将奉贵州巡抚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这样的要职(刘显世只有一个营)…

    如果说对任可澄这些老旧派系‘宽以容众’,‘不计前嫌’,还可以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将枪杆子也交给别人,怎么说呢,一般的人是干不出这么二的事情的,尤其是这个刘显世还是一个没什么好名声的人…

    而事实也证明,将刘显世纳入贵州军政府体系内,确实是张百麟最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