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问道:“那如果一个爱国者,为了保卫国家、保护文化、保护家庭和亲人,自发地踏上战场呢?他的行为也是死亡本能在驱使吗?”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弗洛伊德道,“爱国者在踏上战场前,他的动机源于爱的本能,也就是生存本能,这是一种扼制战争的行为。但当他踏上战场以后,一切爱的本能都会被忽略,变成由死亡本能来主导。你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有善恶的道德观念,要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本能就是本能,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它不应该有善恶之分。只不过,爱的本能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而死亡本能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

    罗曼罗兰问:“那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要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呢?”

    “理性与道德,”弗洛伊德说,“人和动物都有本能,而人除了拥有本能之外,还有自我和超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后天形成的,它给人带来理性,让人懂得趋吉避险。而超我意识更是让人拥有伦理道德,比如周所说的爱国者,这就是一种超我在主导行动。想要避免和终止战争,需要用理性来认识战争的可怕,需要用道德来压制死亡本能带来的毁灭欲望。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用理性与道德来制定一套规则,让所有国家和人类都去遵守,不敢轻易破坏这种规则而发动战争。”

    周赫煊感觉好有道理,居然无言以对。

    弗洛伊德又说:“其实不仅是战争,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充斥着人的非理性,每个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会,并且慢慢被约束和改造,被伦理、道德、风俗所束缚。人影响社会,社会又影响人,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超脱出来,并对社会造成良性的影响。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导致个体反对全体,或者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生出毁灭世界的念头,而被道德伦理约束后,这种毁灭世界的念头就会对内转为消极自毁。这种进攻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它是和爱的本能共存的,一起享有着对世界的统治权。向前发展的社会文明,就是爱的本能与良好的道德伦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倒退衰落的社会文明,则是死亡本能与坏的道德伦理,带来的消极的影响。无论是人,还是文明、社会与国家,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爱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平衡。”

    “我明白了,修身与治国之道,就是学会运用这种平衡。”周赫煊茅塞顿开,感觉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