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这些年的的确确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越发是到了晚年了，他就越是有那么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
对于这么一个有着赤诚之心的人，李倓当然不能吝惜自己心里面装着的那些个东西了，当时就侃侃而谈了起来。
既然刘晏是个把持内政的人才，李倓当然就要把自己知道的内政的事儿全部都告诉了刘晏。
毕竟到了刘晏这个岁数了，他对于时间上能够产生的紧迫感肯定是要比李倓强的，大唐的内政在他的手里面，应该是会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的。
其实李倓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大唐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其实内政体系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了。
早现如今已经实行了超过百年的三省六部制的政权系统中，决策与行政分离已经完成并成熟，具有决策性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已大不同于魏晋时期，不再单纯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而是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系统。
原来作为宰相机关的——尚书省，职掌和权力也发生了分化，尚书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大唐前期，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
到了李世民当政的时候，由于中书令、侍中的名位较高，因而不常设置。宰相在政事堂讨论国政，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开始为三高官官，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人。
以本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作为实际上的宰相。宰相办公的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一切军事大政都在这里商定，最后由皇帝裁决施行。
到了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行宰相之职。集体宰相制形成了。一些充任宰相的官员品级不一定很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群体的宰相，协同议事，分工合作，互相监督，提高了办事效率。
集体宰相制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所以直到现在还被沿用着。
不过这所谓成功的三省六部制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顺溜的，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高官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
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
虽然说姚崇和宋璟这样的人物对于大唐的发展起到的是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情况自然不是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看到的，特别是李隆基这样自视甚高的皇帝。
由于这个转变是唐代政治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且许多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关系都没有随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就彻底改变。
在开元、天宝年间还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过渡状态，所以当时人们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唐六典》编撰完成于开元二十五年，尽管其中有的地方体现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体制特点，但没有关于这次体制变革的正面记载。
造成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与李林甫等吏治派官僚与张说、张九龄等文学派官僚的分歧有关。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所谓分歧已经算是不复存在了，李倓牢固的掌控着大唐，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大不过李倓。
所以现在的大唐，其实李倓的权力依旧还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不管是张巡还是刘晏还是都想要保持这个现状的，这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君臣是谁是无关的。
李倓这回对于刘晏倒是一点都没有藏私，几乎是把自己的老底都快要告诉了刘晏了。
当然，刘晏也是十分受教，李倓越是告诉他的多，他就越是意识到了之前李倓真的是一直在藏拙。
人家明明就是有能力在内政这一块好好的领导着你，而且你多半还必须得听人家的，最终人家却对你放权了。
对于这么一个有着赤诚之心的人，李倓当然不能吝惜自己心里面装着的那些个东西了，当时就侃侃而谈了起来。
既然刘晏是个把持内政的人才，李倓当然就要把自己知道的内政的事儿全部都告诉了刘晏。
毕竟到了刘晏这个岁数了，他对于时间上能够产生的紧迫感肯定是要比李倓强的，大唐的内政在他的手里面，应该是会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的。
其实李倓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大唐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其实内政体系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了。
早现如今已经实行了超过百年的三省六部制的政权系统中，决策与行政分离已经完成并成熟，具有决策性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已大不同于魏晋时期，不再单纯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而是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系统。
原来作为宰相机关的——尚书省，职掌和权力也发生了分化，尚书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大唐前期，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
到了李世民当政的时候，由于中书令、侍中的名位较高，因而不常设置。宰相在政事堂讨论国政，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开始为三高官官，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人。
以本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作为实际上的宰相。宰相办公的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一切军事大政都在这里商定，最后由皇帝裁决施行。
到了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行宰相之职。集体宰相制形成了。一些充任宰相的官员品级不一定很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群体的宰相，协同议事，分工合作，互相监督，提高了办事效率。
集体宰相制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所以直到现在还被沿用着。
不过这所谓成功的三省六部制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顺溜的，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高官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
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
虽然说姚崇和宋璟这样的人物对于大唐的发展起到的是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情况自然不是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看到的，特别是李隆基这样自视甚高的皇帝。
由于这个转变是唐代政治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且许多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关系都没有随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就彻底改变。
在开元、天宝年间还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过渡状态，所以当时人们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唐六典》编撰完成于开元二十五年，尽管其中有的地方体现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体制特点，但没有关于这次体制变革的正面记载。
造成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与李林甫等吏治派官僚与张说、张九龄等文学派官僚的分歧有关。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所谓分歧已经算是不复存在了，李倓牢固的掌控着大唐，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大不过李倓。
所以现在的大唐，其实李倓的权力依旧还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不管是张巡还是刘晏还是都想要保持这个现状的，这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君臣是谁是无关的。
李倓这回对于刘晏倒是一点都没有藏私，几乎是把自己的老底都快要告诉了刘晏了。
当然，刘晏也是十分受教，李倓越是告诉他的多，他就越是意识到了之前李倓真的是一直在藏拙。
人家明明就是有能力在内政这一块好好的领导着你，而且你多半还必须得听人家的，最终人家却对你放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