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现场后，吴知璇和汪泉等人一起来到了准备好的一间小会议室。
吴知璇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一只笔，在上面写上了“实验土豆”、“清洁工”、“实验基地”这几个关键词。
站在一侧问在会议室里的两个人：“你们怎么看？”
于桓首当其冲发言：“这四颗土豆价值四千万，两个清洁工煮了三颗，按照行为和金额符合《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我认为可以用盗窃罪起诉他们。”
在警察学院里学得最好的就是盗窃罪。
汪泉摇头：“盗窃罪是典型的数额犯罪，财物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此罪。我问你们，在这件案子里你们认为土豆应该按一颗一千万的天价估价还是按照普通的市场价来定价？”
吴知璇含笑冲着她点头：“请你继续说下去。”
汪泉望着她，他觉得吴知璇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定论，但是还是给他机会阐述，想了想还是说出了观点：“在200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案子，被盗窃的是科研葡萄，这件案子后来被戏称为‘天价葡萄案’，和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几个农民工盗窃了经过评估价值上亿的葡萄，差点以盗窃罪入狱，但最终以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结案。”
于桓皱眉道：“如果按照这个案例推断，那么这几个清洁工也是无罪的？”
查了半天，结果是个无罪，非常打击士气。
吴知璇知道于桓心里的想法，安慰说：“偷葡萄的农民工以为自己只是偷了几颗普通的葡萄，这在农村里很普遍，不会有人较真去起诉他们甚至送到监狱，这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在法律规定是空白的时候，我们要遵循法律的原则，在天价葡萄案中，我们要遵循的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按照农民工的认知水平和环境不足以知道所盗窃的葡萄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仅仅是普通的葡萄，那么就应该按普通葡萄的价格来定价，因此无法达到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所以他们没有犯罪。”
于桓被绕来绕去觉得脑袋疼，他的刑法理论学得不够扎实，现在被两个高材生弄得云里雾里。“让我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
吴知璇放过了他，目光投向了汪泉：“汪少爷，我觉得这件案子和‘天价葡萄案’还是有差异的。”
“请说。”
吴知璇用记号笔在“实验基地”上画了一个圈圈，“首先，我们的天价土豆被围在实验基地里，这里刷卡才能进出，保护措施严谨，就周围环境来看和其他普通的农作物显然不同，就算是附近的农民也应该知道这里种植的东西很特殊。”
汪泉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
“其次，那几个清洁工的身份也很可疑。实验基地在这里已经驻扎了十余年了，在周围的住户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即使道听途说也会听说一点细节。更何况这些清洁工是来应聘工作的，在招聘的时候、在入职的时候难道工作人员不会和他们介绍这里的情况？即使没有进行过新员工培训，但我相信，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他们不会不清楚这里种植的东西的重要性。”
吴知璇抱着手臂看着黑板上的几个关键词，下了结论：“我觉得，我们的案子和天价葡萄案不同。我还有一个推断，两个清洁工的背后有人指使，而且这个人很了解以前的案例。”
于桓拍了下桌子站起来激动地说：“一定是这样！这个人怂恿清洁工去盗窃土豆，用清洁工的身份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觉得这是天价葡萄案的翻版，从而逃脱罪责！”
吴知璇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于桓才好，无奈说：“这位同学，这些都是我的推测，请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于桓不好意思地坐了下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应该去找清洁工问询让他们供出幕后主谋？”
吴知璇和汪泉对视一眼，无奈地笑：“问询这种事情交给警察，我们是律师，这种事情不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见于桓的精气神一下子萎靡下去，吴知璇又道：“不过——我们的思路可以给警方调查作为参考意见，你不是有同学在警局吗，可以把我们的判断和他提一下，说不定他们能问出点什么。比如说查查清洁工的异常收入，或者是前段时间走了的清洁工的情况，都有可能对破案有帮助。”
吴知璇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一只笔，在上面写上了“实验土豆”、“清洁工”、“实验基地”这几个关键词。
站在一侧问在会议室里的两个人：“你们怎么看？”
于桓首当其冲发言：“这四颗土豆价值四千万，两个清洁工煮了三颗，按照行为和金额符合《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我认为可以用盗窃罪起诉他们。”
在警察学院里学得最好的就是盗窃罪。
汪泉摇头：“盗窃罪是典型的数额犯罪，财物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此罪。我问你们，在这件案子里你们认为土豆应该按一颗一千万的天价估价还是按照普通的市场价来定价？”
吴知璇含笑冲着她点头：“请你继续说下去。”
汪泉望着她，他觉得吴知璇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定论，但是还是给他机会阐述，想了想还是说出了观点：“在200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案子，被盗窃的是科研葡萄，这件案子后来被戏称为‘天价葡萄案’，和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几个农民工盗窃了经过评估价值上亿的葡萄，差点以盗窃罪入狱，但最终以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结案。”
于桓皱眉道：“如果按照这个案例推断，那么这几个清洁工也是无罪的？”
查了半天，结果是个无罪，非常打击士气。
吴知璇知道于桓心里的想法，安慰说：“偷葡萄的农民工以为自己只是偷了几颗普通的葡萄，这在农村里很普遍，不会有人较真去起诉他们甚至送到监狱，这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在法律规定是空白的时候，我们要遵循法律的原则，在天价葡萄案中，我们要遵循的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按照农民工的认知水平和环境不足以知道所盗窃的葡萄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仅仅是普通的葡萄，那么就应该按普通葡萄的价格来定价，因此无法达到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所以他们没有犯罪。”
于桓被绕来绕去觉得脑袋疼，他的刑法理论学得不够扎实，现在被两个高材生弄得云里雾里。“让我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
吴知璇放过了他，目光投向了汪泉：“汪少爷，我觉得这件案子和‘天价葡萄案’还是有差异的。”
“请说。”
吴知璇用记号笔在“实验基地”上画了一个圈圈，“首先，我们的天价土豆被围在实验基地里，这里刷卡才能进出，保护措施严谨，就周围环境来看和其他普通的农作物显然不同，就算是附近的农民也应该知道这里种植的东西很特殊。”
汪泉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
“其次，那几个清洁工的身份也很可疑。实验基地在这里已经驻扎了十余年了，在周围的住户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即使道听途说也会听说一点细节。更何况这些清洁工是来应聘工作的，在招聘的时候、在入职的时候难道工作人员不会和他们介绍这里的情况？即使没有进行过新员工培训，但我相信，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他们不会不清楚这里种植的东西的重要性。”
吴知璇抱着手臂看着黑板上的几个关键词，下了结论：“我觉得，我们的案子和天价葡萄案不同。我还有一个推断，两个清洁工的背后有人指使，而且这个人很了解以前的案例。”
于桓拍了下桌子站起来激动地说：“一定是这样！这个人怂恿清洁工去盗窃土豆，用清洁工的身份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觉得这是天价葡萄案的翻版，从而逃脱罪责！”
吴知璇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于桓才好，无奈说：“这位同学，这些都是我的推测，请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于桓不好意思地坐了下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应该去找清洁工问询让他们供出幕后主谋？”
吴知璇和汪泉对视一眼，无奈地笑：“问询这种事情交给警察，我们是律师，这种事情不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见于桓的精气神一下子萎靡下去，吴知璇又道：“不过——我们的思路可以给警方调查作为参考意见，你不是有同学在警局吗，可以把我们的判断和他提一下，说不定他们能问出点什么。比如说查查清洁工的异常收入，或者是前段时间走了的清洁工的情况，都有可能对破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