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春季再次举行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三月初进行乙未殿试，殿试金榜既出，万人追捧。第一甲赐进士出身，共计三人。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一百二十四人，第三榜赐进士出生二百五十六人。四川骆成骧钦点状元。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便是梁朝宗竟然还拿到了探花的功名，使得之前对他的监察御史之职位有所怀疑的清流官员们都被狠狠的打上了一个耳光。
据说长春宫里，下榜的当天慈禧重赏好几个太监和宫女。其实梁朝宗而言，只要能够拿到前三甲之中的哪怕最后一个名额便是足矣。但是他不仅仅争气，更是靠着自己的才华。使得自己监察御史之职位更加的名副其实。
光绪二十二年，梁朝宗便在年审之中，因为勤勉敬业，忠君爱国，被评了一个上上甲，而得到了额外的奖励，升职成为了监察院之中最为年轻的巡按御史。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对梁朝宗喜爱之情，更是对醇王府的圣眷。监察院这几年本来便是没落了很多，这也是各地权利和都察院权力增大的原因。监察院之中监察御史又最为繁盛时期的一百多余人而降到了如今的不过四十余人。而且巡按御史也由原来的十余人下降到了如今的三四人。并且原先最高的御史中丞一职也是虚位以待。所以监察院内大小事情也是由着这些巡按御史来掌握。
这些巡按御史之中，大多数都是尸餐素位，不仅年纪都大了。而且在都察院一再的打压之下，早就没有了进取的锐气，事事都跟着都察院后面唱和。其实早年都察院默认是监察京官而监察院则是监督着地方上的官员。但是满清末年，满清地方官员变动频繁或者权势极大。所以朝廷免除了很多地方的监察御史。正好碰巧着都察院这边迎来时任右都御史的翁同龢，所以自然便是有了如今的局面。
然而大家又何尝没有看出来。老佛爷，如今用了梁朝宗便是一种对着都察院的职能的弱化或者说是牵制。翁老头自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虽然这个时候梁朝宗年纪尚幼，而且又是后起之秀。但是翁老头还是害怕自己哪天一不小心，一命归西，没有人照顾他的徒子徒孙，而遭到了监察院的清算。
可惜的是，还没有等老头子想好怎么解决监察院这档子事。却又发生了一遭大事，让老头子开始焦头烂额起来了。这件事自然便是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上台的公车上书事件。乙未年间，有些进士在北京城等待着朝廷放榜的期间，便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集合起来了，4月21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3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整个公车上书的节奏基本上是与前世相同。虽然上一世之中，举人们反对的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这一次他们依旧对先前制定的《上海中日和约》依旧不满意。康大才子，开篇便道：“华夏之邦，万世东方。倭人小国，起于秦之徐福，学于唐之贞观，征于之元之明皇，败于明之戚帅。三千年来，毕恭毕敬，凡是以下犯上，皆败退于靖海之滨。今洋务数十年，却得之一合约，观起原因，皆因日之明治维新，革其幕府，扬其皇权，归权正统。观我大清，洋务皆在地方，强地方而弱中央，实乃不是维新洋务之办法。臣等不才，愿献维新四计，以强中华。
接着康有为便提出了自己的维新四策，分别是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且指出了最后一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同原先历史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虽然是与日本人签订了合约，但是到底都不是丧权辱国，自然也没有引起了原本历史之上的那般轰动。但是康梁等人还是凭借着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影响力还有士子们的热血，鼓动了十八省共计八百多名举子的响应，一时间天下震动。
康有为所上的《上今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一万八千字余字。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康有为他们会上书到都察院。其实公车上书这个典故是来自于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东方朔。其人当初进长安的时候，带劲了三千木简，公车府派出很多人才将他的木简呈送到了汉武帝面前，此后公车府便作为了汉代时期负责接待臣民征召和上书的官署。而随着朝代的更替，到了清朝之后，公车府的作用便由着都察院代为行使。不过康有为仿照着东方朔，公车上书，其野心也是可见一般。
不过以着满清对于汉族文人一直的忌惮，康有为他们的上书，自然是很快便会被驳回了。乙未年，举子成千上万，八百人的请愿终究不过是眨眼之间，连着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来。京中也没有重臣在军机处对着老佛爷和皇帝提到这件事，没有人把这回事当回事。
但是载沣却是知道公车上书尽管是失败了，但是这预示着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或许还没有成型，但是必然围绕着康有为而逐步形成。戊戌年的变法运动，自然而然也是势在必行，这是历史的趋势，无论载沣如何改变，他也挡不住人类的历史的进程。
然而，载沣自知道自己很难控制住戊戌变法，很难控制住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且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自救运动也是从康有为，到孙文，直到最后的蒋介石。都是以着失败而告终。索性，他是继续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而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并没有气馁，中国人的韧性这一刻在他的身上展现的一览无余。
同年五月，他再次递交《上今上皇帝第三书》，这一次都察院代替他呈交给了皇帝。随后又递交《第四书》。同时，他还在北京城内遍交权贵，官员。成立强学会，办《万国公报》，弘扬自己的政治理念。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其圣教自然便是孔子儒教。说通俗点，便是要准备将孔子学说和西洋学说相互结合，而成中国之新。同年十月，翁同龢接见在京的康有为，即表明帝党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开始结为盟友。同年十一月，帝党御史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
京城强学会被解散，康有为便起身赴上海，再建上海强学会。然而，载沣自结束了年节之后，便回到了上海。对于康有为的强学会，他并不是十分赞同，暗地里面多有压制。其原因十分简单，上海是载沣准备的第二老家，载沣自然不会允许有着其他势力的渗透。而且，载沣也不希望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出现，到时候怕日本人乘乱而入，本来没有打输掉的甲午之战，最终还是在戊戌年补了回来。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海教育基金会斥资收购上海《申江新报》，并且改名《申报》，另外创月刊《子曰》。两个新媒体，一个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个则是新出现的媒体形式——刊物。代表着载沣正式的开始与强学会的《万国公报》对垒。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康有为请经元善介绍，求见载沣。不见。同月，梁启超请见醇王，见。二人相谈甚欢，其后，梁启超入三江大学国学系，强学会依旧如初。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七，醇王府传来噩耗。叶赫那拉婉贞去世。载沣回京奔丧。光绪帝戳朝十一日以示哀悼。自五月回京，载沣八月回到上海。愕然发现，原本被压制的强学会已经得到了喷发式的发展。看着汪凤藻有些歉意又有些得意的神情，载沣倒是不好斥责。若说没有汪凤藻的暗中放松管理，自然不可能强学会如此壮大。但是汪凤藻自然也是不会拿着自己现在仕林恩师，桃李天下的名望为强学会拉人。
载沣自然也是知道，强学会一呼百应，自然便是历史的推进，人们的心声，民心所向。想到了这里，载沣自然也是不再乐意去拦着这些人。只不过，载沣还是一边严格的限制上海教育基金会下的几所大学与强学会的接触，一边请来了泰西诸国的学者，为大家讲解启蒙运动。讲解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日德俄的实君立宪制，英国的虚君共和制，还有法国的议会共和制，还有着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而且载沣自然也是允许学校里面展开各种或以辩论赛，或以文字辩论等形式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自然便是如果中国变法，中国的哪种制度更加的适合中国。载沣自己也会看年轻的学生们讨论的结果，以他后世的目光来看，中国人多，教育普及程度低的情况下，泛滥的民主知会造成国家的动乱。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制度会适合中国，载沣心中依旧是没有一个底。
当然载沣也会把学生会论战的结果刊登在报刊上，甚至摘抄部分，送至北京城的长春宫和太和殿。比起强学会满腹热血的叫嚣着，变法，图强，复古，学西。载沣的上海基金会却是更多的是在传播理性，起码是在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传播着理性。告诉大家，不是祖宗留下的都是好的，也不是洋人的都是坏的。更不是祖宗留下都是坏的，洋人的都是坏的。告诉大家如何去芜存菁，如何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人强租胶州湾。清廷遣醇王交涉，最终改为青岛开阜。消息既出，国家震动。读书人，怒而骂之。言载沣惜命乎，全然没有前几年的勇猛刚强。康有为乘势再次上书变法，驳。康再收集资料，撰写二书，《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呈德宗，德宗阅之，大悦，赐黄金百两。命令，书局刊印百余份，送至同文馆及国子监。
据说长春宫里，下榜的当天慈禧重赏好几个太监和宫女。其实梁朝宗而言，只要能够拿到前三甲之中的哪怕最后一个名额便是足矣。但是他不仅仅争气，更是靠着自己的才华。使得自己监察御史之职位更加的名副其实。
光绪二十二年，梁朝宗便在年审之中，因为勤勉敬业，忠君爱国，被评了一个上上甲，而得到了额外的奖励，升职成为了监察院之中最为年轻的巡按御史。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对梁朝宗喜爱之情，更是对醇王府的圣眷。监察院这几年本来便是没落了很多，这也是各地权利和都察院权力增大的原因。监察院之中监察御史又最为繁盛时期的一百多余人而降到了如今的不过四十余人。而且巡按御史也由原来的十余人下降到了如今的三四人。并且原先最高的御史中丞一职也是虚位以待。所以监察院内大小事情也是由着这些巡按御史来掌握。
这些巡按御史之中，大多数都是尸餐素位，不仅年纪都大了。而且在都察院一再的打压之下，早就没有了进取的锐气，事事都跟着都察院后面唱和。其实早年都察院默认是监察京官而监察院则是监督着地方上的官员。但是满清末年，满清地方官员变动频繁或者权势极大。所以朝廷免除了很多地方的监察御史。正好碰巧着都察院这边迎来时任右都御史的翁同龢，所以自然便是有了如今的局面。
然而大家又何尝没有看出来。老佛爷，如今用了梁朝宗便是一种对着都察院的职能的弱化或者说是牵制。翁老头自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虽然这个时候梁朝宗年纪尚幼，而且又是后起之秀。但是翁老头还是害怕自己哪天一不小心，一命归西，没有人照顾他的徒子徒孙，而遭到了监察院的清算。
可惜的是，还没有等老头子想好怎么解决监察院这档子事。却又发生了一遭大事，让老头子开始焦头烂额起来了。这件事自然便是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上台的公车上书事件。乙未年间，有些进士在北京城等待着朝廷放榜的期间，便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集合起来了，4月21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3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整个公车上书的节奏基本上是与前世相同。虽然上一世之中，举人们反对的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这一次他们依旧对先前制定的《上海中日和约》依旧不满意。康大才子，开篇便道：“华夏之邦，万世东方。倭人小国，起于秦之徐福，学于唐之贞观，征于之元之明皇，败于明之戚帅。三千年来，毕恭毕敬，凡是以下犯上，皆败退于靖海之滨。今洋务数十年，却得之一合约，观起原因，皆因日之明治维新，革其幕府，扬其皇权，归权正统。观我大清，洋务皆在地方，强地方而弱中央，实乃不是维新洋务之办法。臣等不才，愿献维新四计，以强中华。
接着康有为便提出了自己的维新四策，分别是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且指出了最后一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同原先历史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虽然是与日本人签订了合约，但是到底都不是丧权辱国，自然也没有引起了原本历史之上的那般轰动。但是康梁等人还是凭借着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影响力还有士子们的热血，鼓动了十八省共计八百多名举子的响应，一时间天下震动。
康有为所上的《上今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一万八千字余字。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康有为他们会上书到都察院。其实公车上书这个典故是来自于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东方朔。其人当初进长安的时候，带劲了三千木简，公车府派出很多人才将他的木简呈送到了汉武帝面前，此后公车府便作为了汉代时期负责接待臣民征召和上书的官署。而随着朝代的更替，到了清朝之后，公车府的作用便由着都察院代为行使。不过康有为仿照着东方朔，公车上书，其野心也是可见一般。
不过以着满清对于汉族文人一直的忌惮，康有为他们的上书，自然是很快便会被驳回了。乙未年，举子成千上万，八百人的请愿终究不过是眨眼之间，连着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来。京中也没有重臣在军机处对着老佛爷和皇帝提到这件事，没有人把这回事当回事。
但是载沣却是知道公车上书尽管是失败了，但是这预示着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或许还没有成型，但是必然围绕着康有为而逐步形成。戊戌年的变法运动，自然而然也是势在必行，这是历史的趋势，无论载沣如何改变，他也挡不住人类的历史的进程。
然而，载沣自知道自己很难控制住戊戌变法，很难控制住资产阶级的势力。而且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自救运动也是从康有为，到孙文，直到最后的蒋介石。都是以着失败而告终。索性，他是继续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而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并没有气馁，中国人的韧性这一刻在他的身上展现的一览无余。
同年五月，他再次递交《上今上皇帝第三书》，这一次都察院代替他呈交给了皇帝。随后又递交《第四书》。同时，他还在北京城内遍交权贵，官员。成立强学会，办《万国公报》，弘扬自己的政治理念。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其圣教自然便是孔子儒教。说通俗点，便是要准备将孔子学说和西洋学说相互结合，而成中国之新。同年十月，翁同龢接见在京的康有为，即表明帝党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开始结为盟友。同年十一月，帝党御史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
京城强学会被解散，康有为便起身赴上海，再建上海强学会。然而，载沣自结束了年节之后，便回到了上海。对于康有为的强学会，他并不是十分赞同，暗地里面多有压制。其原因十分简单，上海是载沣准备的第二老家，载沣自然不会允许有着其他势力的渗透。而且，载沣也不希望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出现，到时候怕日本人乘乱而入，本来没有打输掉的甲午之战，最终还是在戊戌年补了回来。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海教育基金会斥资收购上海《申江新报》，并且改名《申报》，另外创月刊《子曰》。两个新媒体，一个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个则是新出现的媒体形式——刊物。代表着载沣正式的开始与强学会的《万国公报》对垒。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康有为请经元善介绍，求见载沣。不见。同月，梁启超请见醇王，见。二人相谈甚欢，其后，梁启超入三江大学国学系，强学会依旧如初。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七，醇王府传来噩耗。叶赫那拉婉贞去世。载沣回京奔丧。光绪帝戳朝十一日以示哀悼。自五月回京，载沣八月回到上海。愕然发现，原本被压制的强学会已经得到了喷发式的发展。看着汪凤藻有些歉意又有些得意的神情，载沣倒是不好斥责。若说没有汪凤藻的暗中放松管理，自然不可能强学会如此壮大。但是汪凤藻自然也是不会拿着自己现在仕林恩师，桃李天下的名望为强学会拉人。
载沣自然也是知道，强学会一呼百应，自然便是历史的推进，人们的心声，民心所向。想到了这里，载沣自然也是不再乐意去拦着这些人。只不过，载沣还是一边严格的限制上海教育基金会下的几所大学与强学会的接触，一边请来了泰西诸国的学者，为大家讲解启蒙运动。讲解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日德俄的实君立宪制，英国的虚君共和制，还有法国的议会共和制，还有着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而且载沣自然也是允许学校里面展开各种或以辩论赛，或以文字辩论等形式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自然便是如果中国变法，中国的哪种制度更加的适合中国。载沣自己也会看年轻的学生们讨论的结果，以他后世的目光来看，中国人多，教育普及程度低的情况下，泛滥的民主知会造成国家的动乱。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制度会适合中国，载沣心中依旧是没有一个底。
当然载沣也会把学生会论战的结果刊登在报刊上，甚至摘抄部分，送至北京城的长春宫和太和殿。比起强学会满腹热血的叫嚣着，变法，图强，复古，学西。载沣的上海基金会却是更多的是在传播理性，起码是在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传播着理性。告诉大家，不是祖宗留下的都是好的，也不是洋人的都是坏的。更不是祖宗留下都是坏的，洋人的都是坏的。告诉大家如何去芜存菁，如何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人强租胶州湾。清廷遣醇王交涉，最终改为青岛开阜。消息既出，国家震动。读书人，怒而骂之。言载沣惜命乎，全然没有前几年的勇猛刚强。康有为乘势再次上书变法，驳。康再收集资料，撰写二书，《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呈德宗，德宗阅之，大悦，赐黄金百两。命令，书局刊印百余份，送至同文馆及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