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阴山脚下的敕勒川草原上突然乌云滚滚,狂风四起,风沙夹裹着枯草肆虐般旋转着,仿佛要把苍茫的田野撕碎似的,紧接着大片的雪花随风飘来,天色骤然昏暗了许多。

    正在北洼子放羊的铁蛋知道暴风雪就要来了,急忙把散乱的羊群归拢好,准备趁着雪还没有下大之前赶回钱家营子。

    钱家营子屯地处敕勒川草原南部的额尔德尼河畔。相传这里从前叫东沟营子屯,后来一户姓钱的财主搬了过来,修建了高宅大院,购置了土地牛羊,渐渐地财大气粗了,便以自家钱姓取代了东沟,将东沟营子改为钱家营子。

    究竟什么时候改的如今已无从考证,据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说,自打清王朝的光绪年间就这么叫了。

    钱家富得流油,远近几十里声名显赫,可屯子里的老百姓不仅没沾上一点儿光不说,反倒全成了这个全屯子仅有的一户钱姓人家的下人,一百多户几百口乡亲不是钱家的长工就是佃户。

    要说这钱家的钱财有多少谁也没见过,可钱家的土地多得一眼望不到边,却是童叟皆知。有人为此打过赌,骑匹快马从钱家出发,任意朝某个方向疾驶狂奔,人累了,马乏了,停下来一打听,东家还是钱家老爷。

    铁蛋是个放羊娃,自打九岁起就给钱家放羊,至今已经四年了。

    这个蒙古族孩子生就一副摔跤手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凸显结实有力的浑厚;瘦瘦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尤其是那双乌黑深邃的眼眸,在长长的睫毛下机灵地闪动着,在精明之中夹杂着几分顽皮,显得格外天真而可爱。

    铁蛋挥动着鞭子,羊群跑动起来。眼瞅着就到屯子边上的北洼子了,突然,远处传来几声马嘶声,铁蛋定睛一看,从阴云笼罩的小路上急匆匆驶来两匹高头大马。

    骑在马上的人,一个戴着大盖帽,两个耳朵被两块毛茸茸的耳包裹得严严实实,与满脸的连腮胡子混在一起,黑乎乎的,跟座下那匹大青马的颜色差不多;

    另一个骑的是匹枣红马,挎着大洋刀(日本军官佩戴的军刀),戴着金丝镜,脸白得发面馒头似的,可胡子却留得太绝了,四外圈剃得溜溜光,偏偏在鼻子底下正中间留着那么一小撮,冷丁一瞅活像趴着一只“屎壳郎”。

    马屁股后面紧紧跟着十几个连跑带颠的日本兵。看来路途不近乎,一个个帽子上沾满白色的冰霜。领头的那个抢刺上挑着一面“膏药旗”,手里还牵着一条伸着舌头喘着粗气的大狼狗。踏碎的尘土在狂风中四处飞扬,恰似平地里刮起一股邪风。

    不好!我的赶紧告诉乡亲们去!铁蛋正要拔腿跑开,忽然发现这两匹马正踏着细碎的小步直奔钱家大院而去,后面的鬼子紧紧跟在后面。

    嗯?咋回事呢?

    铁蛋停下来看个仔细,只见离鬼子兵不远还有一支百十号人的队伍,正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原本是两列纵队跑步前进,如今早已没了队形。跑在前面的都蚂蚁翻蛋似的挤在一起,后面的就羊拉粑粑蛋一般哩哩拉拉地甩出八丈远。

    从穿着打扮和行进的姿态上看,不像是日本人。

    那是什么人呢?

    铁蛋把目光又投向前面那个戴大盖帽的。此刻“大盖帽”正弯腰弓背地跟那个跨洋刀的“屎壳郎胡”说着什么。铁蛋认出来了,这个“大盖帽”不是别人,正是钱家的少爷钱连升。

    嗯?他不是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吗?咋像个太监似的跟日本鬼子点头哈腰地套上近乎了呢?

    铁蛋早就听说这小日本最不是物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前些日子,几个鬼子闯进乌兰察布的一个村庄,见到牛羊就抢,见到姑娘媳妇就祸害,临走时还把几十口老百姓关进一间大房子,然后放了一把火,结果,全屯子只跑出来一个小孩,其余的都烧死了……

    钱连升为啥跟这些个不是人的玩意搅和在一块了呢?铁蛋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在铁蛋的记忆里,钱连升是“九一八事变”那年的“重阳节”那天回到钱家营子的,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三个散兵。那时他虽然还小,但屯子里突然多了几个身穿黄军装扛着“汉阳造”(一种国产的步枪)的陌生人,不能不让他感到很稀奇。

    铁蛋和黑小子、小不点儿几个小伙伴瞪着好奇而惊恐的眼睛在人前背后释放着疑惑,最后终于在一些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