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退禅

    武德九年(626年)7月14日,高祖将亲笔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上太上皇的尊号。”表达了自己要退位和内禅的想法。

    武德九年(626年)7月27日,撤销了太子李世民兼任的天策上将府邸,为李世民登基做准备。

    武德九年(626年)9月3日,高祖颁布制书,将皇帝位传给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仍居于大内皇宫正殿——太极殿。李世民坚决推辞,高祖不许。

    高祖颁布传位制书的第二天,即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626年9月4日),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并大赦天下,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皇帝生涯,即位第二年正月初一乙酉日(627年1月23日)改元贞观。太宗在位期间文治昭昭,武功赫赫,史称“贞观之治”。

    追谥过继

    太宗即位后,于武德九年十月初一丙辰日(626年10月26日)下达诏书,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是为息隐王;皇弟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剌,是为海陵剌王,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

    谏议大夫魏徵、王圭两人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属官都去送葬。

    从太宗给两位兄弟的封号和谥号来看,无疑是降低了他们的地位身份:李建成原为皇太子,降为息王(亲王级别),谥号为隐,是中下等谥号(按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指本性难改,言过其实。又:“隐,哀也。”指柔弱短寿);李元吉原为齐王(亲王级别),降为海陵郡王(郡王级别),谥号为剌,是下等谥号(按谥法:“愎很遂过曰剌。不思忘爱曰剌。”指刚愎自用,忘恩负义。)。

    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1月5日),太宗封庶出皇子李福为赵王,过继给已故皇兄李建成为嗣。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7月8日),太宗再次下诏恢复息隐王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改封海陵剌王李元吉为巢王(恢复为亲王级别),谥号不变,故后世称两人为“隐太子”、“巢剌王”。两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恢复了,但恶谥依然伴随着他们。

    太宗去世后,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高宗于显庆年间下达诏书,令太宗的小儿子、自己最小的弟弟曹王李明,过继给已故皇叔李元吉为嗣。

    从古至今,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

    《旧唐书64太宗本纪》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

    《旧唐书64太宗本纪64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旧唐书64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

    《旧唐书64高祖二十二子传64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司马光《资治通鉴64卷第一百九十一64唐纪七64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苏辙: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

    李贽:建成、元吉自家讨死。太宗杀之。不为过也。但待鞠问明白。以废立之柄归之太祖。更为无议。然势不并立。先著胜人。亦不可悬度也。

    盖此天下乃太宗上献之太祖。非太祖下传之太宗者也。岂与世及之常例乎。何俗儒不晓。尚有以长之说。

    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