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不听从吩咐还能怎么样？
别说是梁赞，就是身为副会长的梁天佑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内心略觉苦涩之余，也知道除了接受，他们并没有其它的选择，毕竟，经略是商会最大的股东，而且如果拒绝的话，经略使完全可以用新的公司取代商会。
这正是与官府打交道的风险！
“至少，经略没有违背当初的承诺！”
梁天佑这般寻思着的时候，父亲有关“股份公司”的解释，让他同样也看到了机会。
“外人可以参股北洋公司，那么我们不也可以参股南洋公司吗？”
突然，想通了这一眯的梁天佑就像看到什么机会似的，立即兴致盎然的前往清河书院，以便向书院中那几位西洋先生请教“股份制”——在书院中有几位来自欧洲的教授，不过他们的身份各异，既然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但正是这些人把西洋的知识带到了清河书院，充实了书院中的“实学内容”。而梁天佑之所以会想到书院，正是因为他曾从报纸年看到与“股份制”有关内容，而那些内容正是出自书院中的西洋教授之手。
《清河学刊》。
置身于书院的图书馆内，大岛由利看着这份《学刊》，几乎是一字一句的看着这份书院报纸上的内容，并不时的作着记录，他并不仅仅只是一名幕府特准的随船的日本商人，尽管早在二十年前，日本就废止了“朱印船”，但是他们却同时又准许极少数商人搭乘中国商船进行贸易，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经商那么简单。
而在他前往清河进行贸易的同时，他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甚至，这还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过与前往会安等地的日本商人不同，他并不需要四处打听消息，从报纸上，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消息。
“看来，现在江北所推崇的是“实学”，而不是理学……”
尽管是商人，但同样也是读书人的大岛，从这份《学刊》了解到了在日本不曾了解到的情报，甚至他还特意的把《学刊》中的文章抄写下来，以便将这些文字带回日本。
不过，在大岛抄写着那些《学刊》上的文章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在图书馆内，有人偶尔的会把目光投向他，甚至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几乎是从他的商船抵达清河之后，这个人就一直跟踪着他，观察着他的举动。
当然，尽管有人跟踪着他，但是并没有任何其它的举动，似乎只是在那里观察着，似乎是在那里学习着什么。
“虽说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前往日经商进行贸易，但早从十六年前，也就是日本的正保六年，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规定荷兰商船来日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及西方世界最新情况的报告，由幕府的外语翻译译成日文，在幕府之中被称之为“荷兰风说书”。而我国商人来日后也必须向幕府提供所在我国各个省份的最新情况报告，被其称之为“唐人风说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幕府专门在长崎设立“风说役”一职，任务是当满清或者郑氏的商船进港时，专门听取那些商人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就记录下来立刻报告长崎地方政府，以便能够随时时获取海外情况。甚至，梁天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港，也与在其到达长崎之前，幕府就已经通过满清或者郑氏商人了解到了我们击败清军主力一事，从而才会顺水推舟，给予我们与郑氏等同的贸易许可……”
作为军正司的负责人，石磊表现上从事着军法事务，但是军正司的军正却因其职责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军法，一种是收集情报，前者类似的军法官和军法队，而后者则类似于锦衣卫，当然锦衣卫按其职责也分为皇家的近卫以及情报收集。
因为本身在锦衣卫中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此有专长的石磊自然注重这一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商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就在商船上安插有一名军正，正因如此，他才会发现，相比江北，看似封闭的日本更注重情报的收集。
“虽说其看似闭关锁国，但是他们通过编写“风说书”以及设立“风说役”收集，分析来看，在情报收集上，日人确实有一定专长，而在日本幕府派出那些“朱印”海商，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当然，这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相比之下，对此，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以至于想要了解某地，只得派出军正前往该地设立情报站，然后收集情报，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了情报工作的滞后，而通过我们的了解，日本人通过对“风说书”的分析、研究，他们对西洋以及我国的形势了解，甚至不逊于我们。”
石磊的报告，让朱明忠整个人都处于从未曾有过的震惊之中。
“你是说，日本人通过我们的商人收集情报？”
几乎是某种本能，朱明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汉奸”两字，但随即又否认了这个字眼，因为那些商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随意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向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提供本国的情报，至于日本的商人所肩负的情报收集使命，看来是有传统的，毕竟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日本商人都注重收集情报，在二战前，日本的商人更是主动的收集情报，供军队使用，二战后，日本的各个商社更是把曾经的军方情报人员、分析人员，纳入会社中成立专门的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分析种种政治、商业情报，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
过去，只以为日本人重视情报收集，是近代维新以后的事情，可谁曾想到，他们居然是有“情报传统”的，而相比于日本，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仍然对西方情况了解的非常有限，不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认为英人“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而无法下跪。如果在“十三行”也有“风说书”、“风说役”又岂会如此荒唐？
“是的，即便是清河商会的商船靠岸之后，也需要接受专门官员的询问，而其正是通过这种询问，获得与我们有关的情报，虽说这些情报大抵上都是道听途说，可如果对这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加以研判的话，仍然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这是军正司派遣军正凭回忆，记录的其询问问题。”
别说是梁赞，就是身为副会长的梁天佑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内心略觉苦涩之余，也知道除了接受，他们并没有其它的选择，毕竟，经略是商会最大的股东，而且如果拒绝的话，经略使完全可以用新的公司取代商会。
这正是与官府打交道的风险！
“至少，经略没有违背当初的承诺！”
梁天佑这般寻思着的时候，父亲有关“股份公司”的解释，让他同样也看到了机会。
“外人可以参股北洋公司，那么我们不也可以参股南洋公司吗？”
突然，想通了这一眯的梁天佑就像看到什么机会似的，立即兴致盎然的前往清河书院，以便向书院中那几位西洋先生请教“股份制”——在书院中有几位来自欧洲的教授，不过他们的身份各异，既然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但正是这些人把西洋的知识带到了清河书院，充实了书院中的“实学内容”。而梁天佑之所以会想到书院，正是因为他曾从报纸年看到与“股份制”有关内容，而那些内容正是出自书院中的西洋教授之手。
《清河学刊》。
置身于书院的图书馆内，大岛由利看着这份《学刊》，几乎是一字一句的看着这份书院报纸上的内容，并不时的作着记录，他并不仅仅只是一名幕府特准的随船的日本商人，尽管早在二十年前，日本就废止了“朱印船”，但是他们却同时又准许极少数商人搭乘中国商船进行贸易，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经商那么简单。
而在他前往清河进行贸易的同时，他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甚至，这还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过与前往会安等地的日本商人不同，他并不需要四处打听消息，从报纸上，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消息。
“看来，现在江北所推崇的是“实学”，而不是理学……”
尽管是商人，但同样也是读书人的大岛，从这份《学刊》了解到了在日本不曾了解到的情报，甚至他还特意的把《学刊》中的文章抄写下来，以便将这些文字带回日本。
不过，在大岛抄写着那些《学刊》上的文章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在图书馆内，有人偶尔的会把目光投向他，甚至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几乎是从他的商船抵达清河之后，这个人就一直跟踪着他，观察着他的举动。
当然，尽管有人跟踪着他，但是并没有任何其它的举动，似乎只是在那里观察着，似乎是在那里学习着什么。
“虽说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前往日经商进行贸易，但早从十六年前，也就是日本的正保六年，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规定荷兰商船来日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及西方世界最新情况的报告，由幕府的外语翻译译成日文，在幕府之中被称之为“荷兰风说书”。而我国商人来日后也必须向幕府提供所在我国各个省份的最新情况报告，被其称之为“唐人风说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幕府专门在长崎设立“风说役”一职，任务是当满清或者郑氏的商船进港时，专门听取那些商人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就记录下来立刻报告长崎地方政府，以便能够随时时获取海外情况。甚至，梁天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港，也与在其到达长崎之前，幕府就已经通过满清或者郑氏商人了解到了我们击败清军主力一事，从而才会顺水推舟，给予我们与郑氏等同的贸易许可……”
作为军正司的负责人，石磊表现上从事着军法事务，但是军正司的军正却因其职责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军法，一种是收集情报，前者类似的军法官和军法队，而后者则类似于锦衣卫，当然锦衣卫按其职责也分为皇家的近卫以及情报收集。
因为本身在锦衣卫中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此有专长的石磊自然注重这一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商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就在商船上安插有一名军正，正因如此，他才会发现，相比江北，看似封闭的日本更注重情报的收集。
“虽说其看似闭关锁国，但是他们通过编写“风说书”以及设立“风说役”收集，分析来看，在情报收集上，日人确实有一定专长，而在日本幕府派出那些“朱印”海商，同样也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当然，这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相比之下，对此，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要求，以至于想要了解某地，只得派出军正前往该地设立情报站，然后收集情报，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了情报工作的滞后，而通过我们的了解，日本人通过对“风说书”的分析、研究，他们对西洋以及我国的形势了解，甚至不逊于我们。”
石磊的报告，让朱明忠整个人都处于从未曾有过的震惊之中。
“你是说，日本人通过我们的商人收集情报？”
几乎是某种本能，朱明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汉奸”两字，但随即又否认了这个字眼，因为那些商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随意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向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提供本国的情报，至于日本的商人所肩负的情报收集使命，看来是有传统的，毕竟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日本商人都注重收集情报，在二战前，日本的商人更是主动的收集情报，供军队使用，二战后，日本的各个商社更是把曾经的军方情报人员、分析人员，纳入会社中成立专门的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分析种种政治、商业情报，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
过去，只以为日本人重视情报收集，是近代维新以后的事情，可谁曾想到，他们居然是有“情报传统”的，而相比于日本，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仍然对西方情况了解的非常有限，不知“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认为英人“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而无法下跪。如果在“十三行”也有“风说书”、“风说役”又岂会如此荒唐？
“是的，即便是清河商会的商船靠岸之后，也需要接受专门官员的询问，而其正是通过这种询问，获得与我们有关的情报，虽说这些情报大抵上都是道听途说，可如果对这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加以研判的话，仍然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这是军正司派遣军正凭回忆，记录的其询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