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据余年观察,人生大概率是起起落落落落。

    原主十岁之前生活在令小伙伴们向往的上京市大院,出入警卫员接送,吃特供粮喝果汁鲜奶,农村孩子还在玩尿泥乐呵一整天,她家的苏联钢琴已经弹出了手指几个老茧。

    每个礼拜必和文工团的母亲去人艺看芭蕾舞剧,兴致来了还会被母亲叫到后台给其同事们唱一段白毛女顺便夸夸母亲退居二线的养育成果。

    “小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原主毫不怯场这样回答:“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理想不分大小,职业没有贵贱。张小华的理想是进入上京大学,李小萍的目标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我就算将来到百货公司当售货员,那也是为光荣的祖国而奋斗。”

    原主在母亲略微尴尬的表情里将她从同事面前扯回来藏在背后。

    原主仰着小脑袋噗嗤一笑,红亮的嗓子似春风拂过阳台的银铃,“我要成为我妈妈这样有响当当作品的艺术家,成为你们的同事,将你们都拍在沙滩上!”

    大人们这才都满意地笑了。

    时代的使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当原主奋发图强,立下宏愿以文艺报国孜孜不倦周旋于钢琴和芭蕾舞之间时,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轰轰烈烈展开。

    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在原主对边疆农村田园般生活的向往下,在自身怀有的一腔报国热忱下,老三届年龄最小的余年毅然选择了最艰苦的一条路。

    “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余年背上行囊,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奉献励志类书籍、以及母亲在她十五岁生日当天送的小提琴踏上了万里之外的支边旅程。

    三天三夜的火车、一天半的汽车、再加五个小时的牛车之后,余年来到了蒙西乌梁县胜利大队。当插队知青第一天,余年就和其他来自祖国各地的知青见识到了边疆生存环境的严酷。

    但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年龄最小的余年没有丝毫退缩。插队生活的第一天就在漫卷黄沙里跟随老乡们抢收红星河边的百亩黍米。

    鸡鸭号里将刚孵下的鸭宝宝护在棉袄里保暖;大冬天里守在畜牧站给牛羊铡草、收拾冻得硬邦邦的牛羊粪便;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围着灶台、和村里的婶子们给下地干活的乡亲们做玉米碴子饭……

    即便胜利村的水要用生石灰澄清几遍才能喝,就算辛辛苦苦一天劳作因为年龄未满十八只能记半个工得六分钱买半两猪肉打牙祭,也即便因为学艺不精自己打的烧火炕不是烟乱窜就是烫得不能挨,余年都没有忘记她离开上京市那天父母在耳边说的那些话。

    “人活着得有激情、得有力量”

    “要做一个真正的华国青年,首要的就是不要怕吃苦”

    “你不是一个人在边疆,你代表了一群人。要做时代的引航者,而不是拖时代的后腿。”

    ……

    这些话余年都记在心里,日复一日,她练钢琴起的茧子被镰刀把儿磨平又被磨破;她白皙光滑的皮肤被大罕山北来的风吹得皲裂染上一层高原红;她漂亮的芭蕾舞鞋躺在箱底沉睡、小提琴的琴弦由浪漫多情的《黄莺飞》换作当地老乡劳作时喊的《黄河号子》。

    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知青走了一批又一批,黄河号子也唱了一夜又一夜。

    来胜利村的第五年,一场暴风雪困住从乌梁县城开回胜利村的柴油拖拉机,余年的插队生活也就此急转直下。

    狂风卷起比席子还大的雪花,海拔四千五百六十米的大罕山似刚大地刚抽出来的笋尖一秒被诸神迁怒的雪之帷幔覆盖。余年和知青们费尽苦心带回来的病号羊羔因为路途颠簸和突降的寒冷在他们面前缓缓阖上眼睛。

    那天过后,余年插队生活的中的一些诗意变得灰暗、甚至是残忍。余年由一个插队积极分子突然变成了落后分子,落后就要改造,雪停的第二天她就被带到了公社人保队由副队长亲自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