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中篇小说）张宝同
我爸爸工伤而亡，我妹妹病死了渭河边上，我妈妈是我们工程处命运最悲惨的女人。我的继父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在对别人讲起这些事时，他们都惊愕无比，好像我是在讲一个远离现实的悲剧故事。其实，我们家的悲剧故事根本就不只是这些，要讲下去，还有很多很多。
我的哥哥也非常地不幸。他从上小学起就几乎离开了我们家，在离洛河桥十多里外的平隆庙集镇上小学，后来又在咸阳铁中上中学。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在我漫长记忆的长河中，他的身影就像个过客一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几乎很少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迹。我上三年级那年，他在暑假时回来了一次，那时，我们家已经从福建南平搬到了湖南汨罗。他当时人瘦得跟皮包骨一样，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晚上都要尿床。我妈见到他时几乎有些认不出他了。他告诉我妈说因为他个头小，排队买饭时老是被高中学生挤到了一边，等他排队到了窗口，食堂里的饭早就卖完了，所以，常常吃不到饭，就饿着肚子。我妈一听这话，马上把他从咸阳铁中转到了汨罗县一中。
我哥哥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的字和文章写得好，笛子和口琴也吹得好，家属区的大人都说他将来会很有出息。他的身材和相貌就和我死去的父亲一样，修长挺拔，仪表堂堂。也许是他在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他在学校的造反派组织里担任着宣传部长。可是，因为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个表态，他们的这一派的组织被定为是非法组织。另一边的造反派组织掌权后，便开始从全省自上而下地对他们这一派的人实施清算。我哥和几位同学就像罪犯似地逃到了外地。为此，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被造反派一连抄了两次家，家里的柜子、箱子、抽屉和床铺底下都让他们翻了个地朝天。我哥哥和另两位同学爬着运煤的货车，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安庆，他们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睡在车站或是路边。那些天，继父整天带着我到处打听和寻找他的下落。可是找了一个来月连一点音讯都没有。
半年之后，继父从我哥哥的一位同学那里得知他们在南京。于是，继父就让那位同学跟我哥哥联系，说家属区和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做出了承诺，只要他回来老老实实地检查交待，就不再继续追究他。其实他只是个初中学生，没有参加过什么文攻武卫，更没有冲击过机关，抢夺过武器，只是整天地写些标语和大字报，组织宣传队演出。
后来，我哥哥得到了消息，就从南京回来了。他那天是夜里回来的，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又脏，一撮一撮地粘着，把他的脸都给遮住了。他的衣服根本就看不清颜色，一边的衣兜被扯开着。整个衣服裤子脏得就跟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两只鞋露着四个脚趾头。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他胆胆怯怯，小小心心地进到屋里，看着我妈。我妈把他看了好久，说你怎么弄成了这种样子。他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流着泪。我妈赶忙给他做饭，烧洗澡水。
因为他的头发和衣服里有很多虱子，还有跳蚤，他的身上满是一片片的红疙瘩和抓痕。洗完澡，我妈把他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脱下来一卷，放在了炉灶里一把火给烧了。第二天又带他把头发剔了个净光，然后就让继父带着他去造反派那里。还好，造反派还真是饶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审讯和殴打，只是让他老实交待和深刻反省。但是他上高中的资格被剥夺了，只得初中毕业，离开了学校。在我爸出工伤之后，西安车站承诺要让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后都要回到西安车站上班，可是，因为正处在文革时期，各单位基本上都不招工进人，所以，我哥只得在当地的粮店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有位女孩喜欢上了我哥。这位女孩和我哥是同学，人长得文文静静，清清秀秀，亭亭玉立，是我们工程处一个干部家的女孩。在我们工程处他们那一茬的女孩中，她算是比较出色，引人注目。我哥哥和她秘密地谈着恋爱，并常常从他们粮店搞上一些精粉挂面和糯米偷偷送给人家。这些东西连我们自己家都舍不得吃，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是买不到的，只能从粮店内部可以搞到一些。我曾好几次看到哥哥给人家送东西，但我们都很理解，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家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我哥又是在当地工作，当地人的工资一般都是二十多元，而我们工程处工人的工资最少也是五十多，科级干部都能拿一百多。所以，我们工程处的人就像英国贵族那样，很瞧不起当地人。不管是男是女，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当地找对象。所以，即使我哥给人家送东西，我都一直觉得他们的恋情非常地靠不住。果然，一年之后，那个女孩去了工程处，他们的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哥哥虽然才貌双全，才气出众，可是，我们家帮不了他的忙，他自己的工作也不算好，所以，他喜欢的女孩不肯嫁给他，而喜欢他的女孩他又看不上。就在他对婚恋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一位当地的姑娘靠近了他。姑娘个头不高，相貌尚可，是县物质局里的一名女工。但姑娘的父母非常势利，三天两头朝我们家要东西。为了我哥哥的婚事，我们总是想办法给予满足。可是，结婚那天，我哥带人去他们家娶亲，姑娘的母亲又向我哥哥提出要再给他们家600元的彩礼。湖南当地人本身就啰啰嗦嗦，讲究太多，觉得我们工程处家家都是地主老财，想通过女儿的婚事多给我们家要些钱。可是，我们家本身就没多少钱，事前给他们家送礼送钱都把一二千花没了，现在又要再给他们家600元，这简直是太过分了。
我哥哥本来就对这门婚事有些勉强，见丈母娘贪得无厌，又在这时刁难他，当即就火了，亲也没娶，转身带人就离开了。继父和我妈见我哥哥没把新娘带回来，很是奇怪，听我哥哥一讲他们家又在兴风作怪，便气得不得了，说这个亲不结了。
这种娶亲失败的事在我们汨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算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可是这种事竟然也摊在了我们家里。这真是奇了怪了。但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家就硬着头皮招呼着前来参加庆贺的亲朋好友和同事熟人开席吃喝。等客人们都离开后，我们家人都坐在我哥的新房里，一个个皱着眉头，看这件事该怎样收场。继父说要让他们家把我们家送的钱和礼全部退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可我哥却显得有些为难，一是觉得丢人，再是他们家恐怕也不会顺顺当当地退还。我妈说有凭有据的钱财必须退还，没法计算的东西就算了。而我和哥哥的想法一样，觉得钱财真是算不了什么，真正担心的是这事会让我们家颜面扫尽，成为笑谈。
正在我们愁眉苦脸一筹莫展时，新娘哭着来到了我们家，说她跟父母吵翻了，再不回父母家了。这让我哥和我家人都非常地意外和感动。虽然婚礼没有举办，但新娘还是娶回了家，这事虽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但至少我们家并没有丢去多少脸面，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婚后，我哥和我嫂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没多久，单位搞改革，粮食局和物质局都要实行个人承包制，要把单位的店面承包出去，不承包的人也就自动地失去工作，因为单位要解散了，不存在了。我哥我嫂就承包了一个有四十多平米的店面，开起了小餐馆，供应米粉和水饺等早餐食品。可是，生意刚好起来，单位就要我哥拿出两万元钱作为承包费。可是，我哥他们才刚借了不少钱把他们住的两室一厅买了下来，哪还有钱再交承包费。因为交不起钱，店子让单位收走了，包给了别人。我哥嫂就真地没事做了，而且单位早就不发工资了。他们家当即就没了生计。没办法，我哥哥就通过熟人介绍进到了一所中学里给学生食堂当雇工。雇工的工作很累，工资很低，但为了养家活口，我哥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大概干了两三年，我哥哥做家常菜的烹饪手艺竟远远地超过了当地的一级厨师。汨罗县最大的饭店是由台湾老板开办的，饭店的大厨做的那些菜我哥哥基本上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们的好吃。于是，一家酒店的餐厅把我哥哥聘去当大厨。工资当然比较高，可是，我哥哥没干多久就累出病了，住进了医院。他因从小就缺吃少穿，常常在学校里吃不到饭，饿着肚子，所以，身体一直就比较虚弱，干不了重活，一干重活就容易生病。
从那之后，我哥的身体就有些不行了，一过分劳累就感觉心慌气短，气喘嘘嘘，要歇上很久才能缓过来。所以，我哥就只能给一些二三十人的单位小食堂做饭。可是这样的工资就很低，一家人的生活就非常地紧张。夫妇两人常常为缺钱而喋喋不休争争吵吵，日子过得很不顺畅。所以，我哥和我嫂整天都在苦苦地巴望着能早日领到退休工资。
我爸爸工伤而亡，我妹妹病死了渭河边上，我妈妈是我们工程处命运最悲惨的女人。我的继父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在对别人讲起这些事时，他们都惊愕无比，好像我是在讲一个远离现实的悲剧故事。其实，我们家的悲剧故事根本就不只是这些，要讲下去，还有很多很多。
我的哥哥也非常地不幸。他从上小学起就几乎离开了我们家，在离洛河桥十多里外的平隆庙集镇上小学，后来又在咸阳铁中上中学。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在我漫长记忆的长河中，他的身影就像个过客一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几乎很少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迹。我上三年级那年，他在暑假时回来了一次，那时，我们家已经从福建南平搬到了湖南汨罗。他当时人瘦得跟皮包骨一样，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晚上都要尿床。我妈见到他时几乎有些认不出他了。他告诉我妈说因为他个头小，排队买饭时老是被高中学生挤到了一边，等他排队到了窗口，食堂里的饭早就卖完了，所以，常常吃不到饭，就饿着肚子。我妈一听这话，马上把他从咸阳铁中转到了汨罗县一中。
我哥哥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的字和文章写得好，笛子和口琴也吹得好，家属区的大人都说他将来会很有出息。他的身材和相貌就和我死去的父亲一样，修长挺拔，仪表堂堂。也许是他在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他在学校的造反派组织里担任着宣传部长。可是，因为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个表态，他们的这一派的组织被定为是非法组织。另一边的造反派组织掌权后，便开始从全省自上而下地对他们这一派的人实施清算。我哥和几位同学就像罪犯似地逃到了外地。为此，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被造反派一连抄了两次家，家里的柜子、箱子、抽屉和床铺底下都让他们翻了个地朝天。我哥哥和另两位同学爬着运煤的货车，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安庆，他们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睡在车站或是路边。那些天，继父整天带着我到处打听和寻找他的下落。可是找了一个来月连一点音讯都没有。
半年之后，继父从我哥哥的一位同学那里得知他们在南京。于是，继父就让那位同学跟我哥哥联系，说家属区和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做出了承诺，只要他回来老老实实地检查交待，就不再继续追究他。其实他只是个初中学生，没有参加过什么文攻武卫，更没有冲击过机关，抢夺过武器，只是整天地写些标语和大字报，组织宣传队演出。
后来，我哥哥得到了消息，就从南京回来了。他那天是夜里回来的，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又脏，一撮一撮地粘着，把他的脸都给遮住了。他的衣服根本就看不清颜色，一边的衣兜被扯开着。整个衣服裤子脏得就跟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两只鞋露着四个脚趾头。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他胆胆怯怯，小小心心地进到屋里，看着我妈。我妈把他看了好久，说你怎么弄成了这种样子。他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流着泪。我妈赶忙给他做饭，烧洗澡水。
因为他的头发和衣服里有很多虱子，还有跳蚤，他的身上满是一片片的红疙瘩和抓痕。洗完澡，我妈把他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脱下来一卷，放在了炉灶里一把火给烧了。第二天又带他把头发剔了个净光，然后就让继父带着他去造反派那里。还好，造反派还真是饶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审讯和殴打，只是让他老实交待和深刻反省。但是他上高中的资格被剥夺了，只得初中毕业，离开了学校。在我爸出工伤之后，西安车站承诺要让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后都要回到西安车站上班，可是，因为正处在文革时期，各单位基本上都不招工进人，所以，我哥只得在当地的粮店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有位女孩喜欢上了我哥。这位女孩和我哥是同学，人长得文文静静，清清秀秀，亭亭玉立，是我们工程处一个干部家的女孩。在我们工程处他们那一茬的女孩中，她算是比较出色，引人注目。我哥哥和她秘密地谈着恋爱，并常常从他们粮店搞上一些精粉挂面和糯米偷偷送给人家。这些东西连我们自己家都舍不得吃，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是买不到的，只能从粮店内部可以搞到一些。我曾好几次看到哥哥给人家送东西，但我们都很理解，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家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我哥又是在当地工作，当地人的工资一般都是二十多元，而我们工程处工人的工资最少也是五十多，科级干部都能拿一百多。所以，我们工程处的人就像英国贵族那样，很瞧不起当地人。不管是男是女，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当地找对象。所以，即使我哥给人家送东西，我都一直觉得他们的恋情非常地靠不住。果然，一年之后，那个女孩去了工程处，他们的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哥哥虽然才貌双全，才气出众，可是，我们家帮不了他的忙，他自己的工作也不算好，所以，他喜欢的女孩不肯嫁给他，而喜欢他的女孩他又看不上。就在他对婚恋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一位当地的姑娘靠近了他。姑娘个头不高，相貌尚可，是县物质局里的一名女工。但姑娘的父母非常势利，三天两头朝我们家要东西。为了我哥哥的婚事，我们总是想办法给予满足。可是，结婚那天，我哥带人去他们家娶亲，姑娘的母亲又向我哥哥提出要再给他们家600元的彩礼。湖南当地人本身就啰啰嗦嗦，讲究太多，觉得我们工程处家家都是地主老财，想通过女儿的婚事多给我们家要些钱。可是，我们家本身就没多少钱，事前给他们家送礼送钱都把一二千花没了，现在又要再给他们家600元，这简直是太过分了。
我哥哥本来就对这门婚事有些勉强，见丈母娘贪得无厌，又在这时刁难他，当即就火了，亲也没娶，转身带人就离开了。继父和我妈见我哥哥没把新娘带回来，很是奇怪，听我哥哥一讲他们家又在兴风作怪，便气得不得了，说这个亲不结了。
这种娶亲失败的事在我们汨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算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可是这种事竟然也摊在了我们家里。这真是奇了怪了。但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家就硬着头皮招呼着前来参加庆贺的亲朋好友和同事熟人开席吃喝。等客人们都离开后，我们家人都坐在我哥的新房里，一个个皱着眉头，看这件事该怎样收场。继父说要让他们家把我们家送的钱和礼全部退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可我哥却显得有些为难，一是觉得丢人，再是他们家恐怕也不会顺顺当当地退还。我妈说有凭有据的钱财必须退还，没法计算的东西就算了。而我和哥哥的想法一样，觉得钱财真是算不了什么，真正担心的是这事会让我们家颜面扫尽，成为笑谈。
正在我们愁眉苦脸一筹莫展时，新娘哭着来到了我们家，说她跟父母吵翻了，再不回父母家了。这让我哥和我家人都非常地意外和感动。虽然婚礼没有举办，但新娘还是娶回了家，这事虽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但至少我们家并没有丢去多少脸面，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婚后，我哥和我嫂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没多久，单位搞改革，粮食局和物质局都要实行个人承包制，要把单位的店面承包出去，不承包的人也就自动地失去工作，因为单位要解散了，不存在了。我哥我嫂就承包了一个有四十多平米的店面，开起了小餐馆，供应米粉和水饺等早餐食品。可是，生意刚好起来，单位就要我哥拿出两万元钱作为承包费。可是，我哥他们才刚借了不少钱把他们住的两室一厅买了下来，哪还有钱再交承包费。因为交不起钱，店子让单位收走了，包给了别人。我哥嫂就真地没事做了，而且单位早就不发工资了。他们家当即就没了生计。没办法，我哥哥就通过熟人介绍进到了一所中学里给学生食堂当雇工。雇工的工作很累，工资很低，但为了养家活口，我哥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大概干了两三年，我哥哥做家常菜的烹饪手艺竟远远地超过了当地的一级厨师。汨罗县最大的饭店是由台湾老板开办的，饭店的大厨做的那些菜我哥哥基本上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们的好吃。于是，一家酒店的餐厅把我哥哥聘去当大厨。工资当然比较高，可是，我哥哥没干多久就累出病了，住进了医院。他因从小就缺吃少穿，常常在学校里吃不到饭，饿着肚子，所以，身体一直就比较虚弱，干不了重活，一干重活就容易生病。
从那之后，我哥的身体就有些不行了，一过分劳累就感觉心慌气短，气喘嘘嘘，要歇上很久才能缓过来。所以，我哥就只能给一些二三十人的单位小食堂做饭。可是这样的工资就很低，一家人的生活就非常地紧张。夫妇两人常常为缺钱而喋喋不休争争吵吵，日子过得很不顺畅。所以，我哥和我嫂整天都在苦苦地巴望着能早日领到退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