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恋人的女儿（家族伦理·中篇小说）张宝同2017221
我们天天渴望着相见，可是，真地见了面，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要分手了。有几次，我们真是想见恨短，依依难舍，我就留住在她的广播室。因为到了晚上人们差不多都回家了，整个大院里就几乎没人了。我们两人就挤在她那张单人小床上，缠绵悱恻，恩恩爱爱。她甚至哭着对我说她几次梦到我招工离开了这里。我却一再发誓说我就是招工走了，也会带着她一起走。我想这一辈子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别无所求。我们当时真地很单纯和很无知。我们在一起时总是睡得很晚，要说很多的话，等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就不再说话了，而且我们在不说话时要比说话时更让人心醉，更加地亲密无间。但是这样做很冒险，如果让别人发现了就会声名扫地，身败名裂。所以，我们在一起总是象做贼一样。而且一到天刚亮，小鸟在窗前的树上开始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我就赶忙起床，穿好衣服。这时，她把后窗打开，伸出头来朝外面望上一会，就让我从窗子上跳出去。
那种情景和感受虽然只有那么几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我后来一直在寻找那种美好的感觉，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
后来，不久，我被父亲单位来人招工带走了。我是从测量队驻地离开的，因为当时招工是在年底，过了年底招工指标就会作废，所以，招工的人一来到测量队，就把我给带走了。让我甚至没有时间回到大队部再见她一面，跟她道别。我的行李和箱子还是后来哥哥专门过来帮我带走的。从临江回到长沙，到省劳动厅办完准转证，我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被招工的人带上了北去的列车。
坐在列车上，我的心一直在忧伤，因为我没能遵守诺言，没能带她一起离开乡下，甚至没有跟她道别。但是，我知道她早晚会明白和理解的。来到武汉转了个车，就来到了西安。我西安铁路单位里工作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上了四年学，我又当了老师，然后结婚生子，又调到了区教育局工作，直到现在当上了副局长。蓦然回首，二十年竟一闪而过。在这二十年中，我无数次地回想起那段纯情美好的恋情，思量着心爱的姑娘生活得好吗。可是，我却没有她的一点音讯。多少次想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地，去看看那位给过我多少情和爱的清纯女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如愿。主要原因还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感觉欺骗了人家，有些不敢再去面对着她。
离婚之后，孤独和烦躁的情绪整天折磨着我，思念和怀旧的心境愈加浓烈。于是，我决定故地重游，去看看过去下乡的地方，去看看初恋的情人。
我知道农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家都盖上了砖房，甚至盖上了楼房。英梅家自然也会不错，她是茶岭大队最清秀的妹子，不说要找国家职工，就是随便在乡下找个对象，也不会是一般人。
寒假一回到长沙，我就乘火车来到临江的白塘公社茶岭大队。这里的变化并不大。那山还是那山，那江还是那江，那些田地还是那些田地，只是村里的房屋不再是土坯房，而是贴着磁片的砖房。过去认识的那些人都变老了。过去的孩子长成了大人，过去的大人变成了老人，而过去的许多老人已不在人世了。再走到大队部门前，门前挂的牌子不再是白塘公社茶岭大队，而是白塘乡茶岭村村民委员会。
我带了许多饼干、水果、糖果和香烟。先是来到过去的房东家里，房东男人已经死了，房东老婆也有七十岁了。过去只有十二三岁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都上了小学。我给老人和孩子每人一百元钱，又给房东儿子留了一些水果和香烟，然后就去了最好的朋友项林家。项林已是村长，相当于过去的大队书记，管着整个茶岭村方圆几公里之内的十七个自然组。
我们二十来年没见面了，可是，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英梅不在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泪水不由地涌出眼眶。我是专门来这里看她的，这个愿望已在我的心里藏了二十年了。可是，当我来到这里时，她却不在了。我用袖子擦着眼睛，就问，“她怎么啦？”项林说，“她得了肺结核，已经离开七八年了。”我说，“肺结核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就看不好，况且她还那么年轻？”项林说，“她长期患病，没有钱治，活活地熬死了。”我说，“她老公，还有她的家人，怎么不想办法？”项林叹了口气，说，“她父母都老了，穷得老死。她老公也没一点本事，挣不来钱。”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是知道她没钱看病，我会想一些办法给她寄钱。可是，这只能是假如。只怪我这多年都没有再来过这里，对英梅的情况一无所知，还以为她生活得非常不错。
在项林家吃过晚饭，我提出要到英梅家去看看。项林就带着我去了英梅家。英梅家我曾去过，但那是她娘家，而现在要去的是她自己家。项林带我进到了她娘家的邻村，对我说，“你看呦，村里哪家的房子最破，就是英梅家。”说着，便把我带到了一个水塘旁面。水塘旁边有一栋四五间房的屋子，围墙的土坯已经明显地风化，让人感觉就象是边关的长城。房上的灰瓦也已经老旧，象是被风雨浸蚀了几千年。在农村，房子是一户人家的门面。一户人家富不富，生活过得咋样，只要搭眼朝他家的房屋一看，心里差不多就明白了。可是，我真想不通漂亮灵秀，而且争强好胜的英梅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样凄惨窝囊？但是最让我想不通的还是英梅怎么会染上肺结核这种的病症。因为这种病在我国几乎已经灭绝了。
来到英梅家中，屋里漆黑却没有开灯。我想可能是家里没人。可项林说有良夜里一般不会出门，说着，对着半开半闭的屋里喊道，“有良呦，有贵客来了。”
里面马上有人回话，“我们家有么子贵客？”说着，有个人肩膀一耸一耸地从屋里走到了门前，象是个瘸腿男人。这个人我没见过，可是那人却对我喊道，“你是刘建成。”说着，便进到屋里，点着了油灯，让我坐在小凳旁，把桌上的水烟袋递给我。
我一怔，心想，都啥年代了，哪还有人吸水烟袋，即使有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我摆了摆手，表示不会吸烟，然后，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两盒芙蓉王烟送给他。他觉得这礼太重，只要一包，可是，我还是硬是把两包烟塞了他的手里。他要给我做饭。项林说我已经在他家吃过了。他就赶忙给我倒茶。
喝着茶，项林就对有良说，“刘建成在大城市里当了教育局长。”然后又说，“你晓得不，刘建成过去跟英妹子谈过爱呢。”我怕这会刺激有良，让他感到不自在，就马上纠正说，“我们那时还小，只是常常在一起聊天，算不上是谈爱。”
可有良还是显得有些伤感和自责，他闷着头吸着烟，过了好一会对我说，“英梅她不在了，只怪我没得本事，没把她的命保住。”项林马上用解释的口气对我说，“人越是没钱就越是背时，英梅死后，有良自己又得了病，跌了一跤，把腿给绊瘸了。”
正说着话，从外面进来了两个女孩。大女孩约十四五岁，衣着虽然陈旧，但人却长得清秀，非常地文静，简直就跟英梅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小女儿约十一二岁，模样偏瘦，虽然不比大女儿文静素雅，却是活泼灵利，极其聪明。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盒糖果递给那个大一些的女孩，可女孩坚持不肯要。项林对女孩说，“拿下，这是你叔，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女孩一听这话，就把糖果拿在手里，进到了里屋。小女儿见我从背包里掏东西，就站在旁边等着。我拿出一小盒杮饼给她。这是我从西安带来的特产。女孩接过杮饼，蹦着跳着也进到了里屋。
我对有良说，“你这两个女儿长得象英梅，又漂亮又聪明。”
有良对我说，“还有个大女儿，也长得象她妈，现在外面打工。”
项林就说，“有良虽然家穷，可三个女儿却是一个比一个水灵。你没见老大，长得却是比英梅还漂亮。”
我们天天渴望着相见，可是，真地见了面，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要分手了。有几次，我们真是想见恨短，依依难舍，我就留住在她的广播室。因为到了晚上人们差不多都回家了，整个大院里就几乎没人了。我们两人就挤在她那张单人小床上，缠绵悱恻，恩恩爱爱。她甚至哭着对我说她几次梦到我招工离开了这里。我却一再发誓说我就是招工走了，也会带着她一起走。我想这一辈子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别无所求。我们当时真地很单纯和很无知。我们在一起时总是睡得很晚，要说很多的话，等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就不再说话了，而且我们在不说话时要比说话时更让人心醉，更加地亲密无间。但是这样做很冒险，如果让别人发现了就会声名扫地，身败名裂。所以，我们在一起总是象做贼一样。而且一到天刚亮，小鸟在窗前的树上开始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我就赶忙起床，穿好衣服。这时，她把后窗打开，伸出头来朝外面望上一会，就让我从窗子上跳出去。
那种情景和感受虽然只有那么几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我后来一直在寻找那种美好的感觉，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
后来，不久，我被父亲单位来人招工带走了。我是从测量队驻地离开的，因为当时招工是在年底，过了年底招工指标就会作废，所以，招工的人一来到测量队，就把我给带走了。让我甚至没有时间回到大队部再见她一面，跟她道别。我的行李和箱子还是后来哥哥专门过来帮我带走的。从临江回到长沙，到省劳动厅办完准转证，我只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被招工的人带上了北去的列车。
坐在列车上，我的心一直在忧伤，因为我没能遵守诺言，没能带她一起离开乡下，甚至没有跟她道别。但是，我知道她早晚会明白和理解的。来到武汉转了个车，就来到了西安。我西安铁路单位里工作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上了四年学，我又当了老师，然后结婚生子，又调到了区教育局工作，直到现在当上了副局长。蓦然回首，二十年竟一闪而过。在这二十年中，我无数次地回想起那段纯情美好的恋情，思量着心爱的姑娘生活得好吗。可是，我却没有她的一点音讯。多少次想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地，去看看那位给过我多少情和爱的清纯女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如愿。主要原因还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感觉欺骗了人家，有些不敢再去面对着她。
离婚之后，孤独和烦躁的情绪整天折磨着我，思念和怀旧的心境愈加浓烈。于是，我决定故地重游，去看看过去下乡的地方，去看看初恋的情人。
我知道农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家都盖上了砖房，甚至盖上了楼房。英梅家自然也会不错，她是茶岭大队最清秀的妹子，不说要找国家职工，就是随便在乡下找个对象，也不会是一般人。
寒假一回到长沙，我就乘火车来到临江的白塘公社茶岭大队。这里的变化并不大。那山还是那山，那江还是那江，那些田地还是那些田地，只是村里的房屋不再是土坯房，而是贴着磁片的砖房。过去认识的那些人都变老了。过去的孩子长成了大人，过去的大人变成了老人，而过去的许多老人已不在人世了。再走到大队部门前，门前挂的牌子不再是白塘公社茶岭大队，而是白塘乡茶岭村村民委员会。
我带了许多饼干、水果、糖果和香烟。先是来到过去的房东家里，房东男人已经死了，房东老婆也有七十岁了。过去只有十二三岁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都上了小学。我给老人和孩子每人一百元钱，又给房东儿子留了一些水果和香烟，然后就去了最好的朋友项林家。项林已是村长，相当于过去的大队书记，管着整个茶岭村方圆几公里之内的十七个自然组。
我们二十来年没见面了，可是，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英梅不在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泪水不由地涌出眼眶。我是专门来这里看她的，这个愿望已在我的心里藏了二十年了。可是，当我来到这里时，她却不在了。我用袖子擦着眼睛，就问，“她怎么啦？”项林说，“她得了肺结核，已经离开七八年了。”我说，“肺结核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就看不好，况且她还那么年轻？”项林说，“她长期患病，没有钱治，活活地熬死了。”我说，“她老公，还有她的家人，怎么不想办法？”项林叹了口气，说，“她父母都老了，穷得老死。她老公也没一点本事，挣不来钱。”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是知道她没钱看病，我会想一些办法给她寄钱。可是，这只能是假如。只怪我这多年都没有再来过这里，对英梅的情况一无所知，还以为她生活得非常不错。
在项林家吃过晚饭，我提出要到英梅家去看看。项林就带着我去了英梅家。英梅家我曾去过，但那是她娘家，而现在要去的是她自己家。项林带我进到了她娘家的邻村，对我说，“你看呦，村里哪家的房子最破，就是英梅家。”说着，便把我带到了一个水塘旁面。水塘旁边有一栋四五间房的屋子，围墙的土坯已经明显地风化，让人感觉就象是边关的长城。房上的灰瓦也已经老旧，象是被风雨浸蚀了几千年。在农村，房子是一户人家的门面。一户人家富不富，生活过得咋样，只要搭眼朝他家的房屋一看，心里差不多就明白了。可是，我真想不通漂亮灵秀，而且争强好胜的英梅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样凄惨窝囊？但是最让我想不通的还是英梅怎么会染上肺结核这种的病症。因为这种病在我国几乎已经灭绝了。
来到英梅家中，屋里漆黑却没有开灯。我想可能是家里没人。可项林说有良夜里一般不会出门，说着，对着半开半闭的屋里喊道，“有良呦，有贵客来了。”
里面马上有人回话，“我们家有么子贵客？”说着，有个人肩膀一耸一耸地从屋里走到了门前，象是个瘸腿男人。这个人我没见过，可是那人却对我喊道，“你是刘建成。”说着，便进到屋里，点着了油灯，让我坐在小凳旁，把桌上的水烟袋递给我。
我一怔，心想，都啥年代了，哪还有人吸水烟袋，即使有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我摆了摆手，表示不会吸烟，然后，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两盒芙蓉王烟送给他。他觉得这礼太重，只要一包，可是，我还是硬是把两包烟塞了他的手里。他要给我做饭。项林说我已经在他家吃过了。他就赶忙给我倒茶。
喝着茶，项林就对有良说，“刘建成在大城市里当了教育局长。”然后又说，“你晓得不，刘建成过去跟英妹子谈过爱呢。”我怕这会刺激有良，让他感到不自在，就马上纠正说，“我们那时还小，只是常常在一起聊天，算不上是谈爱。”
可有良还是显得有些伤感和自责，他闷着头吸着烟，过了好一会对我说，“英梅她不在了，只怪我没得本事，没把她的命保住。”项林马上用解释的口气对我说，“人越是没钱就越是背时，英梅死后，有良自己又得了病，跌了一跤，把腿给绊瘸了。”
正说着话，从外面进来了两个女孩。大女孩约十四五岁，衣着虽然陈旧，但人却长得清秀，非常地文静，简直就跟英梅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小女儿约十一二岁，模样偏瘦，虽然不比大女儿文静素雅，却是活泼灵利，极其聪明。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盒糖果递给那个大一些的女孩，可女孩坚持不肯要。项林对女孩说，“拿下，这是你叔，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女孩一听这话，就把糖果拿在手里，进到了里屋。小女儿见我从背包里掏东西，就站在旁边等着。我拿出一小盒杮饼给她。这是我从西安带来的特产。女孩接过杮饼，蹦着跳着也进到了里屋。
我对有良说，“你这两个女儿长得象英梅，又漂亮又聪明。”
有良对我说，“还有个大女儿，也长得象她妈，现在外面打工。”
项林就说，“有良虽然家穷，可三个女儿却是一个比一个水灵。你没见老大，长得却是比英梅还漂亮。”